宋江的魅力何其大，一个粗通文墨、不善刀枪的小小“押司”，竟然能吸引八方豪杰慕名前来加盟梁山，而且后来在不情愿的状态下为其出力卖命，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
想着想着，突然想起另一个历史人物，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刘备跟宋江一样，本身也不咱地，唯一的那块“黄叔”金字招牌，也是水分多多。刘备之所以能得到当时各地众多军阀的赏识和文人武将的追随，借用《细说三国》里的一段话，是因为“刘备的物质力量小，精神力量大”，而“刘备的精神力量，在于深得人心。他之所以深得人心，一是对朋友有信义，二是对老百姓极仁慈。他之所以获得这许多人才的爱戴，是由于他秉性真诚，习惯于对朋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先向朋友表露了无保留的信任，于是就换得了朋友们对他的信任。”
可以说在汉末乱世，到处游荡着吕布那样出尔反尔不讲信用的人，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到处充斥了尔虞我诈和背信弃义，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毫无游戏规则”。在那种环境下，创造一个相互之间充满信任的团体是安身立命进而求取功名的一个基础。创造这样一个集团显然需要一个以信任为原则的领袖人物。刘备，就是这样一个以信任为原则的领袖人物。
同样，在一个随便喝碗酒就可能被人麻翻、剁成肉陷蒸成包子的乱世，生活在一个相互信任的环境中，那种心理上的舒解感可能比大热天喝凉茶还要强烈一百倍，遇到一个可以绝对信任的“大哥”，仿佛就象婴儿又找到了妈妈的怀抱，可以安心无忧地大睡一场了。从某种角度，宋江也象刘备一样，创造了这样一种互相信任的环境，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头领”了。
讲到这儿，不能不提一下“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对于大多数学习过管理、经济或电脑的人应该并不陌生。甲乙两人同案犯科，一起被逮进了警署，然后分开审讯。如果两个人都不招，因为证据不充分，两人都只会被判1年。如果一方招了，而另外一方没有招，则一方属立功表现，功罪相抵，无罪释放，而另一方则属抗拒从严，判10年。但如果两人都招了，则各判1年。
为什么叫“困境”呢？因为作为嫌犯中的一名，理性的决策过程是这样的，如果对方打算招，则最好的选择是跟他一起招，而如果对方打算不招，那么选择招就能赢得个无罪释放的最佳结局，所以作为单个一人，其理性的选择一定是招。反过来，另一名嫌犯也是作同样的理性选择，结果是两个人都招了，被各判了1年。嫌犯招也不是，不招也不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况，是“困境”第一个层面的含义；而两个独立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了一个团体的非理性结局，这种个体理性和集团理性的矛盾，则是“困境”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
破解这一困境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两名囚徒之间的相互信任。如果两人之间有绝对的信任感，能预测对方的行为规则，那么两人很有可能选择不招，以得到双赢的结局。特别是在重复囚徒游戏的情况下。现在很多公司和商学院都为员工学生提供一种叫“红蓝游戏”的团队建设游戏，具体的规则见下面。我曾经玩过几次，深有体会，特别是感受到了个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组织之间建立强制性的契约关系，对于合作双赢的至关重要。
回头再说宋江，他的成功在于能在个人层面上通过建立信任关系，破解宋代乱世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的“囚徒困境”，进而建立一个“信任集团”，而他的悲剧，我个人认为在于其没有认识到在招安后，“梁山军”和朝廷作为两个组织，其破解“组织性囚徒困境”的方法已经不是信任可以完成的了。
就象“红蓝游戏”中两个小组之间，依靠小组之间的所谓“信任”，来谋求双方共同出“红”，以得到双赢的结果，这种格局的维持非常的脆弱。组织间破解“囚徒困境”的方法，更多应该从建立带有国家强制的契约关系来完成。说白了，就是建立法治社会。记得当时还有聪明的同学提议两个小组之间订立协议，并要求教授建立对违背协议的小组的惩罚。
宋江将自己个人的“信任第一”原则，投射到整个“梁山军”上，对“朝廷”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宁人负我，我不负人”的“忠义之举”，希望借此能破解“梁山军”与“朝廷”之间的“囚徒困境”。可惜，他没有办法超越通过建立个人信任来破解“囚徒困境”的确局限，最终落得个兄弟四散，自己饮毒酒而亡的悲剧性结局。
宋江初上梁山，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剧尾又以军师吴用回到“忠义堂”上吊自尽而终，其中的意味寓意深刻、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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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9日
附件：红蓝游戏规则和背景
“红蓝游戏”的规则非常简单，一共有四条，再加上一个记分表。
规则一、游戏分两组进行，每组每次可以选择出“红”或“蓝”，然后把选择交给导师；
规则二、游戏共进行10轮，第4轮和第8轮后两组之间可以进行沟通；
规则三、游戏第9轮和第10轮的计分加倍；
规则四、总分是正的为赢，负的为输，双方都是正分，则为双赢，反之则为双输。
选择 计分
A组 B组 A组 B组
红 红 +3 +3
红 蓝 -6 +6
蓝 红 +6 -6
蓝 蓝 -3 -3
“红蓝游戏”，或者叫“双赢游戏”，是众多管理培训游戏中的一个。追根溯源，这个游戏的理论渊源出自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和经济学中的“纳什均衡”。
“囚徒困境”对于大多数学习过管理、经济或电脑的人应该并不陌生。甲乙两人同案犯科，一起被逮进了警署，然后分开审讯。如果两个人都不招，因为证据不充分，两人都只会被判1年。如果一方招了，而另外一方没有招，则一方属立功表现，功罪相抵，无罪释放，而另一方则属抗拒从严，判10年。但如果两人都招了，则各判1年。
为什么叫“困境”呢？因为作为嫌犯中的一名，理性的决策过程是这样的，如果对方打算招，则最好的选择是跟他一起招，而如果对方打算不招，那么选择招就能赢得个无罪释放的最佳结局，所以作为单个一人，其理性的选择一定是招。反过来，另一名嫌犯也是作同样的理性选择，结果是两个人都招了，被各判了1年。嫌犯招也不是，不招也不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况，是“困境”第一个层面的含义；而两个独立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了一个团体的非理性结局，这种个体理性和集团理性的矛盾，则是“困境”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
“纳什均衡”的创始人纳什先生曾因其理论在经济、社会的多方面应用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多人也通过电影《美丽心灵》而对他略有所闻。在微观经济学的教材中，“纳什均衡”的表述非常简洁，英文原文是这样的：“Each firm is doing the best it can given what its competitors are doing”，中文的意思是：“每个企业根据其竞争对手的情况而制定其最佳策略”。集团中的个体理性受到其他集团成员个体理性的影响，因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相互制约和促进的特性，同孤立环境中的个体理性有本质的不同。“纳什均衡”是微观经济学中博弈游戏与竞争策略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理解“囚徒困境”、“红蓝游戏”乃至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实例的关键所在。
作者：shanxitiger
